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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也正说明了Palantir如何看待自己。自从9·11后由Alex Karp和Peter Thiel创办以来，这家大数据公司就坚定支持美国的全球军事主导地位。Karp表示，Palantir在硅谷一度被视为异类，几十年来饱受质疑，但最终成功改变了业界共识。他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我们曾非常有争议，但现在不同了——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是错的，更现实地说，如果你靠某样东西赚了很多钱，那它就一定有价值。我们通过羞辱对手并赚大钱来改变世界。这才是最有效的社会变革方式：让敌人丢脸、变穷。”

　　Palantir还参与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开发“ImmigrationOS”系统，用于追踪移民行动、实施逮捕、拘留和驱逐出境。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增加了Palantir在Project Maven项目上的资金投入，使其能更快推进AI军事化，包括开发无人机自动监控与目标识别技术。政府甚至还拨出1.74亿美元，让Palantir打造一款被称为“泰坦”（Titan）的战场情报系统，安装在大型卡车上，用于前线作战。

　　Karp曾说，在他与Peter Thiel创办Palantir时，自己还是个进步派，而Thiel是保守派。他以前捐款给人，包括卡玛拉·哈里斯。但从他的新书《技术共和国》和近期言论来看，他似乎已经彻底转向。他在里根基金会的演讲中称：“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爱心、最敬畏上帝、最公平、最不歧视的民族。他们希望那些伤害美国公民、绑架人质、或者向美国输入毒品的人，得到严重报复——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的朋友、亲戚、账户、情人，全都要付出代价。”

　　Karp不断谈论“西方的优越性”，语言越来越像万斯、班农、欧尔班等右翼领袖。他甚至在给股东的简报中穿着T恤、头发凌乱地说：“Palantir的使命是研发连政府都没来得及要求的武器技术，让西方发挥它与生俱来的优势。”他还说：“虽然我也关心整个西方，包括欧洲大陆，但欧洲真的很虚弱……但我相信，我们正在让美国变得更致命，让敌人越来越不敢触碰美国的利益。”他告诉股东：Palantir的目标就是改变现有秩序，让合作伙伴成为世界最强的机构，在必要时吓住敌人，甚至消灭他们。

　　当地时间6月13日，美国佐治亚州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Adriana Smith）怀孕25周时经紧急剖腹产诞下一名体重仅为1磅13盎司（约合820g）的男婴。男婴被取名为Chance，目前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由于存在脑内积液，他可能面临包括失明、无法行走等在内的健康问题。而这一事件之所以令美国内外舆论哗然，是因为史密斯在今年2月就被宣布脑死亡，她的母亲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史密斯的医疗团队表示，由于史密斯当时已怀孕近9周，根据佐治亚州的法律，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使用呼吸机维持她的生命，直到胎儿能够在子宫外存活，当时医生的估计是将在她怀孕32周左右时进行引产。6月17日，刚满31周岁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脱离生命支持，她另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美国ABC新闻（ABC News）日前刊发了针对该事件的详细报道。报道指出，史密斯在2月初因剧烈头痛前往亚特兰大市北部医院就医，医生开药后便令其回家。男友醒来发现史密斯呼吸困难，将其送至艾默里迪凯特医院，随后转院至艾默里大学医院，CT显示其脑部有多处血栓。2月19日，史密斯被宣布脑死亡。艾默里医疗系统在给该新闻机构的声明中表示，其首要任务始终是患者及其家属的安全和福祉，称其会参考临床专家的共识、医学文献和法律指导，为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做出医学建议时提供支持，并称因法律要求对病人的健康信息保密而无法对个别事项和情况做出评价。

　　这则官方声明中提到的法律指导显然是指2019年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签署的所谓“心跳法案”，也即《生命法案》（LIFE Act）。该法案禁止在检测到胎儿心脏活动后进行堕胎，这通常发生在妊娠六周左右——很多女性甚至还没意识到自己怀孕的时候，该法案还将“人”的定义扩展至包含任何发育阶段的胚胎或胎儿。该禁令最初在法庭上被阻止，但在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恢复。2024年9月，一名州法官裁定该禁令违宪，但一周后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又恢复了该禁令。

　　ABC新闻的报道指出，这项法律在史密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争议。佐治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在5月发给最早报道此事件的新闻机构11Alive的声明中澄清说，该法案并未要求埃默里大学医院继续为史密斯提供生命支持。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米歇尔·古德温（Michele Goodwin）认为，该法案并未明确规定已故孕妇必须佩戴呼吸机，也没有任何立法记录表明这是制定该法案的立法者的意图。然而在她看来，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后多布斯时代，美国可能会出现更多像史密斯这样的病例，并且会产生对于应该提供何种治疗方案的困惑。她解释说，由于很多州的堕胎法都对实施堕胎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生、护士或医院设定了刑事处罚，这导致医疗服务提供者过于谨慎，曾经的黄金治疗标准以及医学和伦理训练都可能被搁置。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米切尔·哈姆林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兼生物伦理学家萨迪厄斯·波普（Thaddeus Pope）表示，如果史密斯的家人拒绝继续进行器官维持治疗，这种行为不符合被视为堕胎的条件，但他补充说，医疗团队可能是出于对该法案中“胎儿人格”条款而不敢撤下生命支持。波普还提到，根据2007年佐治亚州《医疗保健预先指示法案》，即便有病人要求撤掉生命支持的预嘱，在胎儿存活的情况下，孕妇也不能被撤去生命支持治疗。但他认为这一条款对于已经脑死亡的史密斯并不适用，是否维持生命的选择应由其家人做出。

　　《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旗下网站The Cut以“我们对他们来说只是人类孵化器”（“We’re Just Human Incubators to Them”）为题的评论文章对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表达了强烈愤慨。文章指出，史密斯入院时，她怀孕尚不到9周，距离分娩有数月之遥，胚胎在当时还无法被肉眼看到。但按照佐治亚州的法律，胚胎最终发育成一个有生命的、能够呼吸的孩子的微小可能性超过了一个正在哀悼他们尚有呼吸的女儿的愿望。史密斯所爱之人被剥夺为其选择临终安排的恐怖经历，揭露出反堕胎者不仅仅是试图剥夺女性的尊严、人性和身体自主权，她们的家人和社区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在长期的精神痛苦之外，史密斯一家如今还要面临惊人残酷的经济负担。他们不仅要承担维持史密斯生命的医疗干预费用，还要为一个一出生就面临诸多健康挑战的孩子负责。

　　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堕胎权同样在上周成为重要线日，英国议员投票通过堕胎非罪化，这是英国1967年通过《堕胎法》后近60年来在生殖权利方面迈出的最大一步。据《卫报》当日报道，在针对政府犯罪和警务法案的一份修正案中，议会投票修改了管辖英格兰和威尔士堕胎的刑法，使得在法律框架外寻求终止妊娠的女性免于受到起诉。具体而言，堕胎权的框架——需要两位医生的签字以及可以终止妊娠的法定时限保持不变，违背法律提供堕胎的医生仍然面临被起诉的风险（引产罪的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但在法律规定之外终止妊娠的女性，例如在超过24周后堕胎或在网络上购买堕胎药的女性，将不再面临逮捕或监禁。

　　对堕胎非罪化的呼声是伴随不断增加的被逮捕风险而逐渐壮大的。《卫报》6月16日的另一则报道指出，据估计，过去十年间已有超过100名女性因涉嫌堕胎而被起诉。进入21世纪以来，此类案件和定罪的数量都有所增加。1861年至2022年间，英国仅有三名女性因非法堕胎被定罪。仅2022年12月以来，就有七名女性被指控，其中一人被判入狱。上述17日的报道中提到了一个令牛津刑事法庭的法官感到“大吃一惊”的案例：2022年，一位25岁的母亲被起诉，原因是医生在她体内发现了疑似堕胎药的药丸而向警察报案——尽管她4磅4盎司（约1930g）的婴儿活了下来。

　　此次通过的修正案是由工党后座议员托尼亚·安东尼亚斯（Tonia Antoniazzi）提出的，而另一位工党后座议员斯特拉·克雷西（Stella Creasy）提出将堕胎作为一项人权的竞争提案因为堕胎服务提供者及其支持者的反对未被选中投票。克雷西在18日投书《卫报》，指出她的这份提案更进一步，旨在为“所有致力于确保女性能够获得安全合法堕胎服务的人们提供保护”。她认为，在本届议会中，任何支持堕胎权的修正案都会获得通过，然而由于左翼的胆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被错失了，将堕胎定为犯罪行为的法律仍然存在，想要攻击堕胎权的人一旦掌权就会利用这些法律。而在未来的年月里，针对进步价值观的攻击将会愈演愈烈，牢记这个错失的时刻并从中学习政治的勇气至关重要。